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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2日,北京,被認定為有購買能力的人受邀出席奢侈品博覽會。 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戴維·古德曼教授(DavidGoodman),是一位國際知名的中國學家,撰寫與主編了包括 《鄧小平政治評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團體和政治》、《中國解構:政治、貿易與地區(qū)主義》等近40本圖書。他的研究主要針對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黨 建政后的中國,并且著重于探討改革開放后造成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轉變。近日他在做客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期間,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他 告訴記者,和許多研究當代中國的海外學者一樣,他對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崛起很感興趣;然而在深入研究之后他發(fā)現,正崛起的財富新貴,很難說是中國社會的中 間力量,更非中國轉型的中堅力量 鳳凰周刊:大約從2000年開始,中國國內描述社會變化的討論中涉及“中產階級”的話語越來越多。為什么人們會對中產階級的出現如此興奮? 古德曼:就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鼓勵和發(fā)展中產階級,一般有一石三鳥的效果:一來可以提倡財富的創(chuàng)造,二來可以提倡個體的主動性,還能提倡自勵型的 經濟發(fā)展。無論如何,與那種一心想成為商業(yè)廣告的寵兒——比如影視明星或體育明星——的志向和抱負相比,成為中產階級的個人理想要舒服和容易接受得多。中 產階級理想由此在意識形態(tài)中成為現代化的一部分,更被大眾媒體描繪為一種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鳳凰周刊:“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正在崛起”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無須證偽的共識。中國政府似乎也對這個概念很支持。這是為什么? 古德曼:因為中產階級被認為是社會主流價值的承載者,他們對現有的秩序有一種天然的認同傾向。由于自己擁有一定的財產并能從既有的體制中獲取穩(wěn)定的 利益,所以他們具有維持現狀和社會穩(wěn)定的需要。再次,中產階層是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潤滑劑,聯接著社會上層權貴和下層民眾,是二者矛盾的緩沖帶。 鳳凰周刊:像你一樣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又是怎么看待中國出現中產階級這一現象的? 古德曼:非常關注。事實上,關注得有點過了頭。我的意思是,在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中間,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試圖在中國的發(fā)展脈絡中 發(fā)現“就像我們一樣”的東西。中產階級的出現讓我們很興奮,有些學者甚至因此將中國1970年代末以來的社會經濟發(fā)展等同于歐洲始于19世紀初的長久的工 業(yè)化過程。當然,也有不少人是出于一種政治上的興奮,他們覺得伴隨著工業(yè)化和經濟發(fā)展出現的中產階級,必然是保證和平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力量,由此他們認為 中國的徹底轉型是很有希望的。 鳳凰周刊:聽你的口氣,似乎對這些同行的看法不以為然。 古德曼:我們中的很多人習慣于用自己生活經驗的概念來理解中國,然后得出經驗說,在中國發(fā)生了和我們那里一樣的事情。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不可靠的;至少,這不能幫助世界理解在中國發(fā)生的事情。 鳳凰周刊:換句話說,你覺得中國社會正崛起中產階級這一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古德曼: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富裕消費者。這次我來上海,就在商業(yè)街看到了LV/Channel/Gucci?的專賣店。但這 些奢侈品的目標消費者與其說是中產階級,不如說是財富新貴。根據我的調查,這些新富大多是各類企業(yè)家,他們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受益者 和推動者,在零售、制造、服務等行業(yè)中以大小不等的規(guī)模,通過發(fā)明、投資、擁有、管理等方式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財富。 鳳凰周刊:有人這樣描述他印象中的中產階級:“年齡在30歲左右,穿著講究,看各種銅版紙印刷的精美時尚雜志,受過良好教育,有不錯的收入和體面的 工作,自己駕車或出門就打車,經常出沒高爾夫球館、保齡球球館、西餐店等時尚場合,參加周末party,言談中不時夾雜著英語單詞!边@樣的界定是否流于膚淺? 古德曼:這個人描述的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品味、格調、消費傾向。而中產階級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 鳳凰周刊:那請用你的方式定義一下“中產階級”。 古德曼:說到底,這個詞是個典型的西方概念。而且它并非一個簡單的概念,其構成成分多有不同。從歷史成因來說,中產階級可以歸為兩個普遍定義:資產 階級和現代國家的管理者。具體而言,前者在地位上處于普通市民與擁有土地的貴族之間,他們在經濟上推動工業(yè)化,而在政治上于體制之外擴大了公民權并推動了 自由民主進程;后者在地位上處于控制資本與管理國家之間,他們在經濟上為生產方式服務,在政治上同樣于體制之外發(fā)展大眾社會、大眾政治以及福利國家。 鳳凰周刊:你的意思是不是,中國當代企業(yè)家并不算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原因在于他們產生的原因和途徑不一樣。 古德曼:這是原因之一。還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中產階級的重要性不僅限于社會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他們的意義即使不比在社會經濟方面更重大,至少 也旗鼓相當。19世紀下半葉西歐、北歐拓展公民權的要求以及自由民主的崛起,一般被視為資產階級崛起的必然結果。20世紀上半葉中產階級主導的管理革命, 則是發(fā)展大眾社會、大眾政治以及福利國家的重要部分。顯然,中國新富缺乏這種鮮明的政治性,他們身上的中產階級特征,恐怕只是他們那種生活方式,就像你剛 剛舉例的:擁有別墅、私家汽車,讓孩子接受私立教育,消費奢侈品,愛去國外度假,等等。 鳳凰周刊:中國的企業(yè)家也不是沒有政治活動。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私營企業(yè)主成長很快,同時對政策的滿意度下降,致使中央提出“三個代表”政策,對私營企業(yè)主敞開政治的大門。這似乎符合羅伯特·達爾提出的走向民主的兩個重要標準——參與和競爭。 古德曼:你說的情況恰恰是值得討論的。如你所說,中國的新富們絕非獨立于政治體制也非被排除在政治體制之外,相反,政治體制想要積極吸納他們。根據 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中國企業(yè)家調研,中國的新型企業(yè)家有三個清晰的特點:第一,他們是一個復雜的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類別,不僅包括私營企業(yè) 主,還包括國家、集體、私營和外資企業(yè)的管理人士,加上林林總總令人眼花繚亂的次類別;第二,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僅僅是富裕,而是非常富有,甚至超級富有; 第三,他們與黨政存在結構上和聯絡上的關系。 鳳凰周刊:我們先說“非常富有”這一點。中國的新貴們確實擁有非常驚人的財富,與此相對應的是人口總量上占絕大多數的低收入者。有這樣一個現象是耐人尋味的,一方面,我們號稱“中產階級”正日益增強,而另一方面,社會的貧富差距又呈現兩極分化的激烈走勢。 古德曼:你說得很對。在現代工業(yè)化國家中的中產階級,通常被認為是經濟財富、社會地位及政治權利等級中龐大的中間部分。而眼下中國的情況是,新企業(yè) 家占有相當多的財富,普通人的平均收入與他們差距甚遠,因而這些企業(yè)家在收入即經濟地位上絕不能代表全國人口的中段。盡管中國官方已經承認存在國民收入的巨大差距,但這個差距仍然是被低估了。傾向于融入國家機器的中國商人正享受著“成本較低”的資源準入和別人無法獲得的有效津貼收入。這也能從另一個角度說 明我的觀點:他們并不是真正意義的中產階級。 鳳凰周刊:再說企業(yè)家與黨政的關系這一點。你的調研發(fā)現了什么? 古德曼:具體情況也許你要比我清楚,呵呵。新企業(yè)家們與黨政的關系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密切。很多企業(yè)家現在主管的企業(yè)都是從黨政活動中發(fā)展出來的,而 那些沒有正式參加黨政活動的、特別是沒有參加領導層面的黨政活動的,現在也已被完全容納進去。許多企業(yè)家看來都依賴黨政內的家庭關系網,這些關系網絡的影 響甚至已經延伸到私有部門的小生意、小企業(yè)中去。通常的世代模式是從農民中招募干部,到這些干部退休時,他們的子女變成商人,建設父輩發(fā)展的地方關系和勢 力網絡,所有權、管理權和控制權在世故人情的地圖上相互交織、錯綜復雜。 由于中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構,以及1978年之后中國企業(yè)形成的主要方式,那些后來成為企業(yè)家的專業(yè)人士或管理人士,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 分,原先是在黨政系統內工作的。同時,私有企業(yè)家雖然可以獨立地建立并成功發(fā)展他的企業(yè)活動,但如果想要繼續(xù)發(fā)展的話,就只能與當地的政府或黨政機關的其 他部門合作。走上這條道路的私有企業(yè)家們必須付出的一個代價,就是他們得承認和維護當地領導的權威。這種權錢交易常常坦率到了讓我瞠目結舌的地步。山西的 一位煤老板在受訪時告訴我,他為了建立企業(yè),不僅得把自己公司的一半股份給當地縣政府(雖然他說在他眼里公司仍是“自己的”),而且還得準備加入共產黨 (在此之前他一直拒絕加入)。他現在考慮在縣黨委會上“買”一個領導職位。 鳳凰周刊:你的意思是,所謂的中國新型的中產階級很大程度上是執(zhí)政黨的造物,而不是經濟自由或思想自由的成果。 古德曼:你總結得很好。即使他們不是執(zhí)政黨造出來的,也與19世紀的歐洲資本家有天壤之別,因為他們從既定政治體系中崛起,并始終與之關系密切。 鳳凰周刊:那我又有一個疑問:一個興起的新富團體在經濟發(fā)展中漸漸發(fā)展成為統治階級的骨干,是西方國家實現政治民主的必由之路;然而這個情況在今天的中國上演,為什么反而是令人擔心的? 古德曼:因為從他們與社會地位、經濟財富和政治權利的關系,我們可以推斷,中國的財富新貴可能不是新的中產階級,而是未來統治階級的中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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